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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5月,江總書記視察黃山時,用五個英語字母CBMEA將徽州文化的五個方面作了高度概括和歸納。“C”代表文化(culture),“B”代表徽商、貿易(business),“M”代表醫學(medicine),“E”代表教育(education),“A”代表建筑(architecture)。他還強調指出:如此燦爛的文化,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一定要世世代代傳下去,讓它永遠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徽州文化

       徽州是一塊神秘而美麗的土地,早在400多年前,明代著名戲劇家、詩人湯顯祖曾在一首詩中這樣寫道:欲識金銀氣,多從黃白游;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無論人們怎樣理解這首詩的含義,詩人對燦爛輝煌的徽州文化的向往卻是勿庸置疑的。而今,徽州不僅以其云山霧海、怪石嶙峋、清秀明麗的黃山、齊云山、新安江、太平湖等吸引著每年數百萬海內外游客,更以其美麗迷人、博大精深的人文景觀,傾倒了無數旅游者,使其流連忘返。那造型別致的徽派古民居、鱗次櫛比的古牌坊群和陰森威嚴的古祠堂,似乎在向人們無聲地訴說著古老徽州文化輝煌的昨天。1990年,黃山榮列世界文化與自然雙遺產;2000年,西遞、宏村加盟世界文化遺產行列;還有潛口民宅、許國石坊、羅東舒祠、漁梁古壩等10處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等等,它們的殊榮顯示出徽州文化的燦爛與輝煌,徽州文化也與敦煌文化、藏文化并稱中國三大地域文化,引起海內外更多學者的強烈關注,為眾多旅游者趨之若騖。

一、徽州的歷史沿革

       徽州地處安徽省南部,早在新石器時代,這里就有人類活動的足跡。西周時期,這里曾產生過燦爛的青銅文化。春秋戰國時代,徽州先后隸屬于吳、越和楚國。秦統一中國后,曾在這里設黟、歙兩縣。三國以前,這里是山越人的天下。山越人刀耕火種,出入山林,過著一種與世隔絕的生活。孫吳平定山越后,專門設立新都郡,對其進行統治。征服山越,使徽州歷史上的封閉之門開始被打開。爾后,隨著北方戰亂的加劇,中原世家大族為逃避戰亂,紛紛向南遷徙,山環水繞的徽州自然成為世家大族逃避的世外桃源。三國兩晉南北朝、唐末五代和兩宋之際是中原世家大族遷往徽州的三大歷史時期。中原世家大族的到來,帶來了先進的文化和技術,傳統單一的山越文化開始融入了中原文化的優秀品格。西晉時期,改新都郡為新安郡,隋唐至北宋時期,新安郡為歙州所取代。宋徽州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在平定了方臘起義后,易歙州為徽州。從此,歷經元明清三代,徽州(府)所轄歙縣、休寧、婺源、祁門、黟縣和績溪六縣的行政格局一直處于相對穩定狀態。現今,婺源和績溪已不在黃山市范圍內,徽州轄所的淳安、石臺、旌德也被劃出,但說及徽州文化,一定不能把它們割離開,因為它們的文化是一脈相承的。

二、徽州文化形成和發展的基礎

1、社會基礎

       徽州是一個移民社會,徽州人中有許多是中原世家大族,他們大多是避難遷徙到徽州,還有一部分人是來徽州做官,后因社會變動或個人原因而留居徽州,這些人直接帶來了先進的中原文化,是徽州文化形成的“基因”。另外這些人從外面來,知道徽州外部的世界也很精彩,就下決心要打出去,創立新事業開辟新天地。再加上徽州山多地少,“生齒日繁,則生計日隘”,許多人被迫離鄉背井,當時就有徽謠流傳:前世不修,身在徽州,十二三歲,往外一丟。徽州人走出去主要通過做官和行商,兩者都必須有文化,所以徽州文風興盛,讀書成為一種社會風氣,“十戶之村不廢誦讀”就形成了。徽商遍布各地,財勢強大,形成“無徽不成鎮”。科舉入仕的,據不完全統計,明清兩代,僅徽州本土就出了168位進士、17位狀元。徽州人才薈萃、名人輩出,“連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同胞翰林”、“四世一品”、“父子丞相”……佳話頻傳。《中國人名大辭典》共收集清以前歷代名人4萬人,徽州名人就有800余人。2000年初,黃山市曾評出三十位杰出徽州歷史文化名人,理學家朱熹、新安醫學創始人之一汪機、珠算大師程大位、新安畫派創始人漸江、馬克思《資本論》中提到的唯一一位中國人理財家王茂蔭、哲學家戴震、近代著名畫家黃賓虹、人民教育家陶行知、革命音樂家張曙、著名學者胡適……名列其中。就連國家主席江澤民、副主席胡錦濤,他們的祖籍也分別在徽州的旌德和績溪。由于外出人數之多,當時有“十三在邑,十七在外”之說。徽商和徽州士人的大量外出,不僅使他們自身增長了見識,開闊了視野,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將這種開放的性格和品質帶回了桑梓故里,從而直接為徽州文化的發展注入了新鮮的血液,促進和推動了徽州文化,以更加寬廣的胸懷接納和融合其他地區先進文化的傳入和發展。

2.經濟基礎

       徽商是徽州文化的原動力,是徽州文化發展的“催化劑”。如果沒有徽商的大規模參與投資與建設,徽州文化有可能是一片蒼白。作為位居明清兩代全國十大商幫之首的徽商,擁有一種良好的傳統,那就是注重文化知識的積累和投入。他們雖投身茫茫商海,卻賈而好儒,是名副其實的儒商。畢竟在徽州人的內心深處,“天下第一等好事只是讀書”。徽商經營致富后,不僅對自己子孫的教育舍得投資,而且不忘回報鄉里和社會,對家鄉的文化教育尤其格外關注。為此,他們不惜斥巨資用來興辦學校和書院,鼓勵讀書,培養人才。如清代大鹽商歙縣棠樾人鮑志道一次就為該縣紫陽書院膏火捐資8000兩白銀。在徽州,有一句土得不能再土的謠諺,即“三代不讀書,好比一窩豬”、“嬌子不嬌書,嬌書變養豬”。徽商對徽州文化建設和發展的關注,直接推動了徽州文化的繁榮與發達。

3.思想基礎   

       中原地區世家大族源源不斷地舉家南遷和徽州山環水繞、相對封閉的獨特的地理環境,為宗族的大量存在與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成為其生存的土壤和基礎,逐漸使徽州形成了聚族而居之勢。徽州聚族而居的文化特征,不僅造就了徽州同姓血緣家族的凝聚力,而且由血緣而地緣,形成了濃郁的鄉土觀念。扶貧濟困、興文重教、勤儉持家、以眾幫眾,已成為徽州宗族文化以及鄉土文化的重要特征和鮮明性格,為儒家倫理思想的弘揚和勤儉持家風氣的維系,輸入了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使徽州文化的發展充滿了勃勃的生機與活力。由朱熹所創的新安理學是徽州文化存在和發展的指導思想和精神支柱。凡事皆依《文公家禮》,凡書皆讀朱子所注,已成為徽州文化中的一個奇特現象。休寧茗洲吳氏宗族在其《家典》中,就曾明確地要求全體宗族成員:“我新安為朱子桑梓之邦,則宜讀朱子之書,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禮,以鄒魯之風自待,而以鄒魯之風傳之子若孫也。”理學對徽州文化的影響,可謂蔚為大觀者也。

三、徽州文化的概念及內涵

       徽州文化主要是指宋元明清以來,根植于徽州本土,并經由徽州商幫和徽州士人向外傳播和輻射,進而影響其他地域文化進程的一種區域性歷史文化。她既有一定的空間范圍,又有一定的時間界限。就空間范圍而言,徽州文化主要產生并植根于徽州本土,并在明清時期徽商和徽州士人的傳播與拓展下,向外輻射,遠播海內外。在揚州、漢口、蘇州、杭州、景德鎮、南昌等徽商聚居地,徽州文化就有著廣泛的傳播市場。就時間界限而言,徽州文化主要產生于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徽州的設立,終結于民國元年(1912年)徽州府的廢除。但是,由于文化作為一種傳統,具有延續性和傳承性等特點,因而,徽州文化可以向前追溯到徽州設立之前的歙州、新安、山越等時代,向后可以延續至民國時期。

       徽州文化內涵十分豐富。徽州人在文化領域里多方建樹,創造了許多流派,這些流派幾乎涉及當時文化的各個領域,并且都以自己的特色在全國產生極大影響。因此,有人將其概括為“商成幫,學成派”。就其內容而言,徽州文化不僅包括獨具特色的徽州商幫、徽州宗族、新安理學、新安醫學、新安畫派、徽州文書契約、徽派樸學、徽派版畫、徽派篆刻、徽州戲曲、徽州教育、徽州刻書、徽州科技、徽派建筑、徽州三雕、徽州村落和徽州歷史人物,而且還包括極有地域色彩的徽州民俗、徽州方言、徽州民間工藝和全國八大菜系之一的徽菜等。就其載體而言,既有書本、文書契約和口頭語言等,也有被譽為徽州古建“三絕”的民居、祠堂和牌坊等物質載體。

四、徽州文化的價值

       現存徽州文化,是現存中華文化的袖珍縮影。徽州文化的現存,不論從哲學、政治經濟學、歷史學、社會學、語言學、民俗學、教育學、建筑學、美學、醫學、藝術、科技,還是從旅游、經濟、貿易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價值。

    1.現存徽州文化,弘揚著中華文化,又是歷史的印證。存在與宣傳本身,就是一種弘揚。一部徽州文化史就是一部中華文化史的袖珍本。人們從現存的徽州文化中,足以看到中華文化的特色、風姿和輝煌,看到中華民族的聰明、智慧和力量。

    2.現存徽州文化是徽州文化思想淵源分析的基本材料。從現存徽州文化的大量實物和史料中,我們可以分析出,徽州人的信仰、風俗、風尚、生活方式、生產方式、思維方式、價值觀、道德觀等都無不滲透著儒家文化為主的中華文化。如從棠樾的七座牌坊,就可以看到徽州人講忠、孝、節、義的行為氣節。古代徽州是消費型的農村,又使我們看到了徽商資本的積累轉移去向。“研究明清時期的徽商,可以從一個側面考察我國封建社會的政治史、經濟史和文化史。更重要的,徽商所留下的蹤跡,還為我們探索我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資本主義萌芽緩慢發展的原因,提供了頗有價值的材料。”從現存民居村落和存世家譜、族譜中,可以分析出徽州當時強固的封建宗法制度。從現存的古塔、寺廟、道觀中,我們也可以分析釋家和道家在此的興衰和對徽州文化的影響以及在其中所占的地位等。

    3.現存徽州文化是發展現代文化、經濟、旅游的現成的極優條件。我們現在的藝術、醫療、教育、建筑、民俗、語言等,都無不繼承和發揚或“拿來”了徽州古文化的東西。徽商的開放意識和積極進取的創業精神,正成為我們當今發展經濟的推動力。在旅游方面,現在的徽州文化正在創造著良好的效益,幾乎所有的景點都充分利用了徽州文化的現成條件。如果沒有徽州文化的現存,黃山就只能是“世界自然遺產”而不能同時戴上“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兩頂桂冠。屯溪老街這條被譽為“活動著的《清明上河圖》”、“宋城”的古代商業街,集中體現了徽派宋元明清的建筑風格和建筑藝術,同時也正成為徽州書畫和文房四寶等的展示、交易中心,也越來越受海內外人士的關注和喜愛。黟縣古民居群落、歙縣歷史文化名城、棠樾牌坊群、潛口民宅博物館、唐模水街與水口、花山謎窟以及齊云山等正成為黃山以外的旅游熱點,與黃山旅游互為補充,形成眾星拱月之勢。新安書畫交流、徽劇表演、民俗表演、徽州修學、文物展覽等也不斷充實著旅游的內容,令各方來賓大飽眼福。徽菜,來自自然,為綠色食品,是人們旅途中美容健體的美味佳肴,受到普遍歡迎。新安醫學也正在向旅游保健滲透,逐步顯示出它的魅力。

 

       毋庸質疑,現存徽州文化必將在黃山市乃至更廣的范圍內顯示出其重要的價值。我們應在保護重視的前提下,搞好開發利用,讓現存的徽州文化在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更加流光溢彩。

 

徽商

       中國歷史上有十大商幫,一統中國商界。在明代,“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山西)”;到清代中前期,徽商已赫然成為十大商幫之首,足跡遍天下,有“無徽不成鎮”之說。徽商,指由古徽六邑(歙縣、休寧、黟縣、祁門、績溪、婺源)之人組成的從南宋時開始興起,至明清鼎盛,清末后衰退的具有典型封建性和鄉誼性的經營商業之幫。

      徽商的興起有其特殊的背景和條件。首先是客觀環境的壓力。徽州介于萬山叢中,“東有大障山之固,西有浙嶺之寒,南有江灘之險,北有黃山之軛”。山多地少,加之自魏晉以來中原戰亂不迭,大量的人口涌入徽州,就出現了“地狹人稠,力耕所出,不足以供”的狀況,于是出現“非經營四方而絕無活路”。為了謀求生活,人們不得不翻山越嶺,或順新安江而下,去毗鄰的經濟相對發達的蘇杭一帶經商,至今黃山還流傳一句民諺:“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久而久之,經商成為古徽州人的傳統習俗。明朝王世貞說:“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這就是說每十個徽州人中,就有七個在外經商。二是徽州本土經濟模式的內在要求。徽州的自然環境結構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多,自然資源也就十分豐富,盛產茶葉、木材、中草藥,土特產非常多。另外,與山區經濟相關聯的徽州手工業品也極為豐富,如陶瓷、徽墨、歙硯、漆器等。他們只有把這些東西輸出去,方可換取徽民們生活所需的糧、油、鹽等,才能達到互補以滿足人們的生活需要。三是南宋王朝遷都江南的契機。徽州緊靠南宋王朝都城臨安,徽商充分利用了這一有利時機大做生意,以致早在南宋初年,徽州就有“十萬大公”、“祝半州”等大商巨賈出現。四是徽州擁有以新安江為主的縱橫水系,極大地便利著徽商對商品的運輸。

      徽商經營物類很廣,“其貨無所不居”,而以鹽、茶、木、典當四者為大宗。首先是鹽商,“新安多大賈,其居鹽者最豪”。徽人業鹽開始于宋元,盛于明中葉,特別是“開中折色法”實行后,徽人大肆進入兩淮業鹽。“兩淮八總商,邑(歙縣)人恒占其四。”“新安大賈,魚鹽為業,藏鏹有至百萬者,其他二三十萬則中賈耳”。如歙人江春,業鹽揚州,曾任兩淮鹽業總商達40余年,富可敵國,乾隆每次南巡,他都鋪張接駕,“以布衣上交天子”。另一徽商黃氏夫婦為討好南巡揚州的乾隆皇帝,雇工數千,一夜造成“三賢祠”,乾隆爺見后嘆曰:“富哉商乎,朕不及也。”再是茶商。徽人在全國許多城市開設了茶號,如乾隆時,僅北京就有徽人開的茶行7家、茶商字號166家、小茶店數千家。第三是木商。徽州盛產木材,木商不僅有行商,還開有木行及木公所,如創建于乾隆五十一年的杭州“徽州木業公所”,參加者有徽州六邑木商五六百人。最后是典當業。“徽商開當,遍于江北”。徽州典當,強化薄利多貸,便民濟貧,故深得人們歡迎,競爭力也很強。

       徽商之所以能在眾商幫中稱雄,重要的還在于有高明的經營藝術。賈儒結合是徽商的重要特點,由此決定徽商“雖為賈者,咸近士風”。為求商德,徽商以誠待人,“忠誠立質”,廣得人緣。徽商以信接物,市不二價,童叟無欺。為求商德,徽商注意商品質量,“寧奉法而折閱,不飾智以求贏”。清婺源商朱文熾貿茶珠江,每當出售新茶過期后,再貿總要注明“陳茶”二字,以示不欺。善于把握市場行情,也是徽商經營致富的一個重經秘訣。明中葉,歙商江才認為:“丈夫當觀時變,察低昂,立致富貴耳。”徽商為保證自己經商不敗,除有商德外,還必須工心計,多謀略。徽商還特別注意對外廣交誼,結人緣,對內知人善任,人盡其才,以建立良好的外部與內部環境。徽商賈而好儒,“賈為厚利、儒為名高”。逐名高是為了大名聲,而大名聲,按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增加無形資產。可以說,徽商為逐名高,往往是不惜血本的。

       徽商從南宋后開始崛起,至明清達到鼎盛,馳騁中國商界長達三四百年,影響深遠。“鉆天洞庭遍地徽”說的是徽商在空間上的影響,即徽商無孔不入,足跡遍天下。徽商足跡遍天下,首先是遍及當時中國幾乎所有的省府州縣的都會城市。舉北京說,明隆慶年間,“歙人聚都下者,已以千萬計”。除都會城市外,徽商還遍及“山陬海埂,孤村僻壤”,遠及僻遠周邊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另外,徽商不僅在大陸做生意,還貿易海上,足跡涉海外。著名的有“徽王”王直、徐海等。由于當時明王朝的政策是海禁,王直的貿易實屬走私,因此屢遭打擊。王直于是結集自己的海上武裝,與官府作對,竟借居日本的海島,自立為主,自稱“徽王”,嘯聚海上,一手制造了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嘉靖海亂”。諺語“無徽不成鎮”精煉地反映了徽商對市鎮發展的深刻影響。按字面理解是:一個市鎮,如果沒有徽商在此的活動,則難以成為一個真正的市鎮。具體地說,它有三個層面的涵義:一是一個原本是平淡僻小的鄉村,如果有了徽商,它很可能就會成為一個有影響的市鎮;二是一個原本是市鎮的地方,如果有了徽商,則它的經濟與文化的發展會走向繁榮昌盛;三是一個市鎮,如果它沒有徽商或者說過去有徽商曾繁榮,后徽商撤出或徽商衰落了,則這個市鎮也就衰落了。

       徽商在南宋崛起時還是一個不起眼的小幫,明時已成為商界一支勁旅,清時則躍居為十大商幫之首,其中有兩大特點有別于其它商派。徽商第一大特點是以宗族鄉里為紐帶。“徽州聚族居,最重宗法。”徽州商人的宗族和鄉土觀念十分濃厚,徽州商幫就是以同族或同鄉為紐帶組織發展起來的。明清時期,徽商在北京、南京、揚州、武漢等許多城市,都集資修建了專供徽州籍商人活動的公共場所――會館。在有些城市還專門為徽商子弟修建徽州學館,以維系第二代徽商的宗族鄉土情結。會館作為聯絡同鄉感情、交流商業信息、維護徽商利益的機構,對徽商的形成和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徽商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賈而好儒”,賈仕結合,官賈儒三位一體。我國封建社會后期,商界競爭日趨激烈,這就要求經商者對市場、自然、社會諸因素,作出精明的分析和正確的判斷,同時要求經商者具備一定的管理和組織才能。具備這兩點者,必然需要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識,由于徽商“賈而好儒”,許多經商者都受過較深的儒學教育,掌握了較多的文化知識,使他們在經商活動中,注重職業道德和商業信譽,善于運用高明的經營藝術。在中國封建社會,“士、農、學、商”,“商”居四民之末。徽商為生存和競爭考慮,賈仕結合,通過攀迎封建勢力,以改善環境。徽商結交官宦以至天子,大鹽商江春直接上接天子。有的以賈進仕,績溪人胡雪巖就是著名的“紅頂商人”。徽商還充分利用鄉里宗族的在仕之人,馬克思《資本論》中所提到的唯一中國人王茂蔭,就是出身于徽商世家,其本人也是一個典型的徽商在京的政治代言人。賈仕結合,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會地位,從而獲得極大的無形資產;獲得較好的政策環境和政治保護,并可享受封建特權,利于壟斷。

       山西商幫與徽州商幫在明代本是勢力相當的兩大商幫,但到明代后期,在兩淮鹽業中,山西商幫便每況愈下,而徽商卻迅猛發展。原因何在?重要一條便是:山西商人不重視讀書,而徽商卻好儒學。據有關材料記載,山西商人重利甚重名,叫俊秀子弟從賈,而命中材以下者讀書應試,結果,從賈者無文化知識,商業經營大受影響,讀書者才智平庸,難中科舉。如此以來,怎能敵過賈儒結合、練達明敏的徽商。徽商“賈而好儒”的主要表現就是十分重視智力投資,重視教育。“讀書好,營商好,效好便好”、“第一等好事只是讀書”以及“三代不讀書,不如一窩豬”。從這些對聯民諺中我們就不難看出徽商對教育的重視。清康熙年間統計,徽州六縣有社學462所。《休寧縣志》載:“明代徽州56萬人口,書院多達54所。”故徽州素有“茅屋書聲朗”之稱。由于徽商重視智力投資,大力捐資興教,因此,徽州“人才郁起,為海內之望,郁郁乎盛矣!”

       徽商創造了驚天動地的業績,靠的是人,是一種精神,有人以“徽駱駝”來比喻。它至少反映四個層面的內容。一、不甘窮苦,矢志千里,勇于開拓的精神。二、不怕挫折,執著追求,銳意進取的精神。三、不辭勞苦,克勤克儉,艱苦奮斗的精神。四、不作內耗,整體一致,團結協作的精神。

      “花無百日紅”,有些朋友會問到這么一個大的商幫是怎樣衰落的?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清代道光年間,革除淮鹽積弊,實行票法,使鹽商利益受到重大打擊,徽州鹽商首當其沖,損失慘重。二、清咸豐年間試行鈔法的失敗,給經營錢莊的徽商打擊也是巨大的。后來清政府對典當商查禁重利,后又加增典稅,實行“厘金”的政策對經營典當和長途販運徽商沖擊非同小可。三、鴉片戰爭以后,資本主義國家現代機器生產的工業商品以價廉質優傾銷于我國各地,徽商經營的小手工業品根本無法與其抗衡。四、咸豐同治年間,徽州戰亂,太平軍與清軍在此攻防爭奪,激戰不斷,殘酷地燒、殺、擄、掠,尸橫遍野,戰火連綿10年之久,徽州慘遭自古以來罕見的災難,使得徽商在人力、物力、財力上遭受嚴重的摧殘。基于以上主要原因,徽商在清末民國初,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

       正是由于徽商雄厚的經濟基礎,以及賈而好儒,崇文重教的特點,直接推動了徽州文化的繁榮與發達。所以說徽商是徽州文化的原動力,是徽州文化發展的“催化劑”。今天,時逢盛世,新徽商們正大力弘揚徽商精神,重振徽商雄風,以振興黃山經濟。

 

徽州教育

       徽州文化博大精深,這與徽州文風昌盛、教育發達不無關系,有人認為徽州興盛賴教育。正是由于徽州教育源遠流長、讀書風氣濃郁、名人輩出,徽州自古享有“東南鄒魯”、“文獻之邦”、“禮儀之鄉”的美譽。

       從歷史上看,唐宋是徽州教育興起與發展時期,徽州府學始建于唐,所轄各縣也在北宋和南宋先后建立了縣學。南宋時徽州還出了大教育家朱熹,其教育思想對徽州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隨著徽商的崛起,明清時期的徽州教育極為興盛,書院私塾遍布城鄉。道光《休寧縣志》記載:“自井邑田野,以至遠山深谷,居民之處,莫不有學、有師、有史書之藏”。世人贊徽州是“人文輩出,鼎盛輻臻,理學經儒,在野不乏”。

       我國從隋唐開始的科舉取士制度,使讀書入仕成為社會普遍的價值取向,“儒風獨茂“的徽州更不例外,特別是在朱熹的學說成了科舉考試的標準答案以后,徽州得天時地利,中進士的人數,北宋已有188名,南宋更增至432名。明清兩朝,徽州科舉入仕人數再創輝煌,在全省、全國遙遙領先。據統計,清代徽州錄取進士519人(全省1142人);清代徽州狀元17人(全省21人),以府計僅次于蘇州府的24人,居全國第二。若以縣計,休寧縣出狀元13人,則遠遠超過吳縣的4人,居全國第一。

       徽州古代的初等教育機構以私塾、社學為主。私塾是中國古代一種最為基礎的啟蒙教育形式,在徽州遍及各鄉各村,涉及家家戶戶。徽州的私塾形式多樣,有一族延師教本族子弟的族塾,有富家延師來家教子弟的家塾(坐館),有塾師在自己家中設館教授生徒的私塾(學館),還有專收貧家子弟的免費義塾、義學。社學是一種官辦的鄉村教育,明洪武八年(1357年)正月詔書天下立社學,當年徽州六邑就立有社學462所,康熙時已達562所。縣學和府學是官辦培養科舉人才的場所。除此之外,徽州還有不少的鄉約、文會等,多有具教學、教化的功能。

       書院,或稱書屋、精舍,是一種官民兼辦的高級教學和科研機構。自宋代以來,文人創辦書院的風氣盛行開來,至明清尤盛。徽州是中國最早創建書院的地區之一,見于記載的徽州最早的書院是北宋景德、天圣年間(1004-1031)胡忠所建的績溪桂枝書院。宋末,徽州書院發展到12所。據《徽州府志》記載,清代康熙年間,徽屬6縣共創建了54所書院。書院有私辦和官辦兩種,建置者多為名宗大族、學者名流、府縣守令。徽州書院大致分為三種類型:第一類是生員和士紳際會讀書之所,“每年正、八、九月,衣冠畢集,自當事以暨齊民,群然聽講”,歙縣紫陽書院歸于此類,徽屬6縣許多士子來此學習,乾隆時期“師儒弦誦,常數百人”;第二類著重選拔“鄉之俊秀者”,聘請名師加以教誨;第三類書院和宗族密切結合,專收族中子第,如婺源的太白精舍系由潘氏合族置義田百畝而建,祁門的李源書院由地主李汛捐贈田地20畝以幫助族中家境貧寒的子弟入學。徽州書院以朱子之學為宗,大多宗法朱熹白鹿書院學規,采取自學鉆研、相互問答、集中講學的教學方法。學術風氣熾盛,賢才輩出。明朝中葉,王陽明、諶若水之學在東南地區影響增大,徽州學界受其沖擊,引起震蕩,掀起了會講的大潮,歙縣斗山書院、黟縣中天書院、休寧還古書院先后成為陽明學派的中心。1901年,全國書院改為學堂,徽州書院亦相繼改稱。  

       在徽州眾多的書院中,以紫陽書院名氣最大。1246年,徽州知名人士為紀念朱熹在府城南門外始建,南宋理宗皇帝曾親題“紫陽書院”匾額。朱熹原籍徽州,曾以徽州府城南紫陽山名命名書堂,以示不忘故里,故后人以紫陽稱朱子,以紫陽之學稱朱子之學。位于全國歷史文化名城歙縣雄村的竹山書院可謂人才輩出。書院為該村清代乾隆年間戶部尚書曹文埴的先祖曹翰屏建于乾隆二十年(1756)。雄村書院由清曠軒、文昌閣、桂花圃組成。當年曹氏族曰規定:凡族人中舉者,可在庭院中植桂樹一棵。眾多的桂樹,形成著名的“桂花廳”。歙縣末代翰林許承堯詩曰:“吾鄉昔宦達,首數雄村曹。”雄村,僅曹姓一家,在明清兩朝,就出了54名舉人,其中進士30名,舉世無雙。有清朝“同科五進士”、“一朝三學政”、“四世一品”、“父子宰相”,還有“江南才子”曹學詩、“宰相朝朝有,代君三月無”的曹振鏞……世界文化遺產地黟縣宏村南湖之畔,有一座南湖書院,至今仍書聲瑯瑯。書院建于清代嘉慶十九年(1814),由志道堂、文昌閣、會文閣、望湖閣和祗園等組成。書院大廳巍峨壯觀,梁同書手書的“以文家塾”匾額高懸梁柱,兩側輔以“南巒環幽境,書聲瑯時云涌霞飛騰氣勢;湖波映秀色,桃源深處水流花放麗文章”對聯。曾任民國國務總理的汪大燮就啟蒙于此。書院現為南湖小學,大家在贊嘆古村完美的布局和燦爛的文化的同時,是否可以從瑯瑯的讀書聲中得到某些啟示?

       徽州教育興旺發達,不僅留下了“連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一門八進士、兩朝十舉人”等科舉佳話,而且為徽州造就了一支具有極高文化素養的徽商隊伍。他們儒商合一,恪守“以誠待人、以信接物、以義為利”,創造了中國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雄踞中國商界長達三四百年之久。他們之中“百萬上賈者眾,二三十萬中賈者不計其數”。徽商在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之后,慷慨捐贈興辦書堂書院,置辦義學義田,延師課童,培養人才。明清兩朝,徽州的館塾、齋舍、書院大多是由商人出資興建或重修。歙縣商人鮑柏庭有句話表達了徽商既富之后望子成龍的共識:“富而教不可緩也,徒積資財何益乎。”由于徽商重視教育,明清兩朝,商人后代涌現出眾多名儒名宦,如汪道昆、許國、曹文埴、曹振鏞、戴震、程大位、王茂蔭……

 

徽派建筑

      在這塊鐘靈毓秀的土地上,至今仍保存著眾多徽派古建筑,它們像一朵朵雍容典麗的藝術奇葩,妝點著輝煌燦爛的徽州文化,作為徽州建筑藝術典范的“古建三絕”――古民居、古祠堂、古牌坊更是令人贊嘆不已。隨著皖南古村落西遞、宏村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越來越多的朋友對徽派古建筑產生興趣,紛紛踏上徽州古建之旅。

       徽州古民居受徽州文化傳統和優美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響,形成獨具一格的徽派建筑風格。粉墻、青瓦、馬頭墻、磚木石雕以及層樓疊院、高脊飛檐、曲徑回廊、亭臺樓榭等的和諧組合,構成徽派建筑的基調。徽派古民居規模宏偉、結構合理、布局協調、風格清新典雅,尤其是裝飾在門罩、窗楣、梁柱、窗扇上的磚、木、石雕,工藝精湛,形成多樣,造型逼真,栩栩如生。有“民間故宮”之稱的宏村承志堂前廳橫梁上的“唐肅宗宴客圖”和“漁樵耕讀”、“琴棋書畫”等木雕精品,每每令旅游者驚嘆不已。徽州民居講究自然情趣和山水靈氣,房屋布局重視與周圍環境的協調,自古有“無山無水不成居”之說。徽州古民居大多坐落在青山綠水之間,依山傍水,與亭、臺、樓、閣、塔、坊等建筑交相輝映,構成“小橋、流水、人家”的優美境界。黟縣宏村,背靠古木參天的雷崗山,前臨風光旖旎的南湖,傍依碧水縈回的?畔?河,整個村落設計成牛形,景色極為秀麗,有“中國畫里的鄉村”之稱。徽州古民居,多為三間、四合等格局的磚木結構樓房,平面有口、凹、H、日等幾種類型。兩層多進,各進皆開天井,充分發輝通風、透光、排水作用。人們坐在室內,可以晨沐朝霞、夜觀星斗。經過天井的“二次折光”,比較柔和,給人以靜謐之感。雨水通過天井四周的水枧流入陰溝,俗稱“四水歸堂”,意為“肥水不外流”,體現了徽商聚財、斂財的思想。民居樓上極為開闊,俗稱“跑馬樓”。天井周沿,還設有雕刻精美的欄桿和“美人靠”。一些大的家族,隨著子孫繁衍,房子就一進一進地套建,形成“三十六個天井,七十二個檻窗”的豪門深宅,似有“庭院深深深幾許”之感。黟縣關麓的“八大家”就是由八個兄弟的20幢民居屋舍相貫、院庭聯幢而成。徽派民居在室內裝飾和擺設方面也極為講究。正堂掛中堂畫,兩側中柱上貼掛楹聯。“讀書好、營商好、效好便好;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幾百年人家無非積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讀書”等透出深刻的哲理,反映了徽商賈而好儒、崇文重學的思想。廳內陳設條桌,桌上東邊放一花瓶,兩邊擺一古鏡,中間是時鐘,寓意徽商在外永遠平安。走進徽州,人們可以從眾多鱗次櫛比的古民居中看到“東方文化的縮影”,著名的古民居村落有西遞、宏村、唐模、南屏、呈坎、昌溪等等。

       古徽州盛行敦本敬祖之風,各村均建祠堂,且有宗祠、支祠、家祠之分。據《寄園寄所寄》載:“新安聚族而居,絕無一雜姓攙入者。其風最為近古。出入齒讓,姓各有宗祠統之,歲時伏臘,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朱文公家禮,彬彬合度。”黟縣南屏全村共有30多座祠堂,宗祠規模宏偉、家祠小巧玲瓏,形成一個風格古雅的祠堂群。村前橫店街,200米長就有八座祠堂。“序秩堂”、“程氏宗祠”為兩大宗祠,另有三座支祠和三座家祠,可以稱得上是中國封建宗法勢力的博物館。古徽州名門望族修祠擴宇、營建支祠,規模勝似瓊樓玉宇,以顯示家族的昌盛。這些大祠堂,用料碩大厚實,有的竟采用整塊長達6.7米、高1米多,寬80公分的大木料作月梁;用整根圓周2.3米、高7.8米的大木料作廳柱;開鑿出整塊10米多長、5米多寬的大石板作臺階。祠堂的“享堂”、“寢堂”采用一色的名貴木材,如銀杏等,稱“白果廳”;也有重梁疊架,稱“百梁廳”。祠堂大門多作“五鳳樓”,高墻翹角。整座祠堂莊嚴肅穆,體現出族法族規的神圣威嚴。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呈坎羅東舒祠融“古、雅、美、大”于一體,共四進四院,后寢寶綸閣高達13.6米,面闊11開間。著名的祠堂還有龍川胡氏宗祠、黟縣敬愛堂、棠樾清懿堂(罕見的女祠)等。

       古徽州文風昌盛、教育發達,“以才入仕、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燦若繁星。為宣揚封建的倫理道德,表彰宦績政聲、孝子義士、節婦烈女等,徽州人多采用“立牌坊”的辦法以傳顯榮光,流芳百世。古牌坊結構嚴謹、布局合理、規模宏大,每一塊梁枋,每一件鑲嵌都合乎力度,在建造上講究選址、造型、雕刻、用料等。牌坊型制不一,有樓脊式,“沖天柱”式;有方形四柱、八柱,也有“一字型”單門和三門的;有遍飾雕刻、工致華麗,也有平琢渾磨、不事雕飾的,其排列有縱列七道、四道,也有三座橫列一排。著名的棠樾牌坊群七座牌坊拔地而起,呈半弧形展開,似在訴說著一個個忠、孝、節、義的故事。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許國石坊(俗稱八腳牌樓),四面八柱,由前后兩座三間四柱三樓式牌坊和左右兩座單間雙柱三樓式牌坊組合而成,氣勢極為恢宏,顯示著許閣老的豐功偉績。立于黟縣西遞村口的胡文光刺史坊,高12.3米、寬9.95米,四柱三間五樓,全用質地堅細的“黟縣青”石料,雕刻精美,流檐翹角,宏偉壯觀。

 

新安醫學

       宋元以后,特別是明清時期,隨著經濟、文化的繁榮和與外界的廣泛交往,徽州醫學興盛,名醫輩出,醫籍浩瀚。尤其是儒醫的出現,根據徽州的地理環境、氣候條件和生活習性,提出了系統的醫學理論,特別重視脾胃、肝腎和氣血的調養,用藥平正中和,形成獨樹一幟的醫學流派,因徽州古為新安郡,世稱“新安醫學”。

       據統計,自宋之張擴、張杲以來,有史料可查的新安醫家就有766人(在京都任太醫的有29人),其中355人著有醫學論著659種(其中東傳的醫籍有14部,在朝鮮、日本刊行)。他們功深臨證,勤耕醫著,對中醫經典和本草、方劑的研究,臨床各科的發揮無不備述,影響深遠,流傳廣泛。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名新安醫家有:宋張擴、張杲(約1149-1227),他們于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編成《醫說》十卷;明汪機(1463一1539),為“固本培元”派的代表人物,著有《石山醫案》、《痘治理辨》、《外科理例》等書;另有明徐春圃、陳嘉謨、孫一奎、方有執、余午亭、吳昆等,清程衍道、程云來、程應旄、鄭重光、汪昂、鄭梅澗、程仲齡、吳謙、程文囿等。代表醫著有《古今醫統大全》、《本草蒙荃》、《赤水玄珠》、《名醫類案》、《傷寒論條辨》、《醫方考》、《丹溪心法》、《素問吳注》、《本草備要》、《重樓玉鑰》、《醫學心悟》、《醫宗金鑒》、《不居集》等等。醫家之眾多,醫者之浩豐,建樹之良多,世所罕見。

新安醫家以儒醫群體和世醫家族鏈為特征,形成了自身固有的師承關系。自宋以來,數百年的世系比比皆是,宗族社會的色彩在新安醫學中有著鮮明的映證,世代相傳,代不乏人。從宋代張擴始,經張揮、張彥仁醫術代代流傳;到第四代張杲以儒醫鳴世,其精心研究醫學50年,著成《醫說》十卷,享譽醫壇,堪稱“新安第一代名醫世家”。又如歙縣蜀口曹氏外科,其先人曹啟梧傳于曹承隆.承隆傳子,子又傳孫;歷經五代而不衰。吳山鋪程氏傷科(又稱黃源村傷科),始于清康熙年間程時彬、程時亨、程時中三兄弟。程時彬傳子程士華,繼傳孫鶴生,曾孫永裕,相傳十代,代不乏人。歙縣黃氏婦科世家,始于宋代黃孝通,宋孝宗時〔1163―1189)為御賜“醫博”,擅婦科,為黃氏婦科之始祖,其后代多以醫為業,至今800余年,相繼25代;代有傳人,人稱“醫博世家"。聞名全國的歙縣鄭村“南園、西園喉科”,同樣是家族世襲專業,有“一源雙流”之稱。清康熙時,鄭于豐、鄭于蕃兄弟同業喉科。于豐住宅南園,世稱“南園喉科”,于蕃住宅西園,世人稱之為“西園喉科”,從此聞名于世,相傳至今13代。著名的醫學世家還有歙縣的余午亭、王養涵、吳正倫等內科世家,許豫和、程公禮兒科世家,王履中“新安王氏醫學世家”,休寧江家倫祖傳2代婦科名醫世家等等。新安醫學的這種以家族為紐帶的“人才鏈”特點,使得醫業多有世襲,代傳不衰。據不完全統計,自北宋以來,三代以上至三十多代的家傳名醫有63家300余人。眾多的家族世醫相傳,對于祖國醫學事業的發展和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均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

       徽州山靈水秀,中藥資源豐富,徽菊、祁蛇、紅棗皮、杜仲等名貴藥材量多質好,是全國重要的藥材產地之一。這為新安醫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實物基礎。例如,“靈芝草”、“雪蛤蟆”,這些傳說中起死回生的良藥,曾經由明清兩代名噪一時的徽商輸往大江南北各地,對于一些許多名醫束手無策的疑難雜癥,入藥后,頗有奇效。“靈芝草”千年才能長成一株一米多高的枝干,且多生長在陰濕、避光的懸崖陡壁上,極為名貴。五十年代,黃山一個老藥農,曾經看到懸崖上一株植物,在陽光照射下,晶瑩剔透,于是不避艱險,采到一棵長一米五左右的木芝。由于從未見過,所以他非常珍惜。正巧,一位老華僑路過此地,愿以天文之價購買,老藥農驚喜之余,不禁探問,才知為千年木芝。后來藥農將它捐給國家,現陳列于安徽省博物館。由于新安醫學以名貴中草藥為主要原料,因此也帶來了中藥事業的繁榮與發展。據史料記載,設于屯溪老街的“翼農”、“同德仁”兩大藥房,曾主宰整個鄂、浙、皖三省的中藥市場。

古新安是程朱理學的桑梓之邦,文化底蘊豐厚,醫家信奉儒學。習醫行事“一以儒理為權衡”,“不為良相,則為良醫”,成為他們從儒學中學習做人的準則。因此,新安醫家多以儒家倫理道德為規范,祟尚人文理性追求。他們特別重視從博大精深的中醫醫學寶庫中吸取營養;很多醫家利用自身由儒入醫的優勢.注重對古代醫籍和醫學文獻的解讀和詮釋,對于前人的醫學經驗努力加以總結。清代婺源醫家王桂元,12歲即通誦四書六經,尤精易理,凡河、洛、理、數及《參同契》之類,無不洞悉精蘊。名醫俞塞則體會學醫不通易理則醫術不精;吳澄強

徽州文化五要素

       調醫易相通,著成《醫易會參》。明代休寧大醫家孫一奎,倡導用《易經》太極理論解釋“命門”(有人認為命門說與西醫的內分泌系統相關),強調人體之“元氣”,注重元氣之生生不息。明代歙縣名醫方有執,更是在妻妾、子女先后夭折,自己亦險遭病厄的逆境中,發奮攻醫,歷時20年,將《傷寒論》逐條改訂,重新編纂成篇,加之注解,寫成了《傷寒論條辨》八卷,開《傷寒論》“錯簡重訂派”之先河。其他如吳正倫、程敬通、方博九、汪文綺、張柏、吳澄、程國彭、程衍道、程嘉謨、汪昂等眾多醫家,都精通易理,以太極陰陽之說察寒熱虛實,究元陽溫補之法,為“固本培元派”、“時方輕靈派”、“醫學普及啟蒙派”的代表人物。

       新安醫學“固體培元派”的發明與創造,使得中國醫學發展史上出現了一個舉足輕重的局面,它幾乎與現代醫學免疫學、內分泌學、網狀內皮系統、體液學、基因學及營養學說形成了接軌的趨勢。現代醫學以化療等方法在向癌腫開戰時,也為它產生的毒副作用和同時殺傷了人類生存所需的干細胞而大傷腦筋,中醫的“固本培元”在消除毒副作用并扶植干細胞方面悄然嶄露頭角。我省中醫學院資深教授稱:“‘固體培元’作為新安醫學的學術觀點和臨床特色,是頗具代表性的重要課題。”“固體培元”的臨床觀察在轉基因方面出現的苗頭,使海內外有識之士感到震撼。與此同時,古代新安醫學的著述之中,尚有為數很多的傳方,它們在提高肌體免疫力,升高人體白細胞,在凈化血清蛋白等等方面,均有令人意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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